[导读] 一些科学家的造假只是为了名和利，其结果会导致大量学术经费的浪费，并使得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误入歧途;另一些科学家的造假或失误所带来的伤害却要大得多，大到或许只有政治领导人的错误才能相提并论。

　　一些科学家的造假只是为了名和利，其结果会导致大量学术经费的浪费，并使得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误入歧途;另一些科学家的造假或失误所带来的伤害却要大得多，大到或许只有政治领导人的错误才能相提并论。

　　“高效率”的化学家

　　2016年4月12日，美国麻省弗拉明翰监狱，一位身材小巧、戴着厚厚眼镜的女子被释放出狱。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多美国媒体的关注，科学界也议论纷纷。

　　这位女子的名字叫安妮·杜汗，2013年入狱。她在入狱前是麻省州立犯罪实验室的化学家，在该实验室工作了10年。杜汗看起来工作极其出色，不但速度快，而且效率极高，一个人能干三四个人的工作。但是在2011年她的同事无意中发现她伪造同事的签名，于是上报。

　　之后的调查爆出惊天丑闻。经她手的案子大约多达4万例，而据可信的调查，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检测根本就没有做过，要么是她随意捏造，要么就是篡改数据。为了维持高效准确的名声，她常常在检测出现第二次跟第一次结果不符的情况下，添加化学物(比如大麻成分)，以便两次检测结果相符，而更多的时候干脆不经检测随意编造检测数据。经她的数据被定罪或者被无罪释放的人不计其数，据估计成千上万。

　　2012年底，她被以26项罪名起诉，最终于 2013年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今年4月因表现良好被提前假释。她检测的案子现在由州政府一件件重新检测审查。三年过去了，才审查了不到十分之一，耗资几百万美元。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重新检测和审查，也许永无可能了。

　　一个不起眼的实验室化学工作者为了个人虚荣而造成的损害就已经如此惊人，而探索未知开发新知的科学家的造假造成的损失有时更是难以估量。

　　医学界的造假这些年时有耳闻。比如十年前被肿瘤学界盛赞为“伟大的突破，将拯救无数人性命”的美国杜克大学的明星科学家安尼儿·珀替(Anil Potti)连续在《柳叶刀》《美国医学学会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著名医学杂志上面发表数篇文章，风光一时。但很快就被查出来他的研究全是伪造，很多实验根本就没有做，学界一时哗然。前两年日本的干细胞科学家小保方晴子的造假丑闻导致她的导师笹井芳树黯然自杀更是轰动全球。

　　医疗指南草菅人命

　　现代医学的发展早就远离了某个医生使用祖传秘方或者独门秘籍治病的时代。临床上医生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比如术后用药、手术方式的选择，都是严格遵循各大医学专业机构定期发布的权威指南进行的。如果偏离临床实践指南而任意而为，是要负医疗差错甚至刑事责任的。

　　这些权威机构的医疗指南从哪里来的呢?通常的指南都是通过组织业内的权威专家定期聚会讨论和评估最新的临床研究的结果，权衡利弊，修订以前的不足，补充最新的进展，最后成为指导临床实践的权威指南。现代医学也即循证医学，是要循证据而行的。这个证据就是来自临床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医学研究是持续进行，不断推陈出新的，这就是为什么临床指南通常过个几年就会出一版新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对前有的指南进行少量的修订和补充，但也有时候会出现大的修改甚至颠覆。

　　既然这些指南指导着临床医生的每日医疗实践，事关患者的生死，它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显然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临床指南所依赖的临床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比如结果出现偏差，甚至在最恶劣的情形下研究人员无心或故意造假，可想而知导致的会是怎样的灾难。

　　2014 年1月，世界最为著名的医学学术杂志之一《欧洲心脏杂志》发表了一篇质疑文章，轰动了医学界以及世界各大媒体。文章来自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国立心肺研究所的两位医生科尔(Graham D. Cole)和弗朗西斯(Darrel P. Francis)，题目非常有冲击力：“研究的失误会致命：临床研究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危险的专业吗?”

　　文章很短，只有三页纸，结论却惊天动地，现摘译如下：

　　“2011 年，欧洲新版心脏病指南推荐对于大多数进行非心脏手术的病人在术前给予β受体阻滞剂(作者注：一种用于治疗和预防心脏病的药物)。然而，这个指南是基于一组现被发现有数据造假和学术不端的临床研究文章的结论而做出的。该研究的作者所属的大学所进行的调查发现该研究的领头人涉及一系列不正确或前后矛盾的声明，所涉数据有伪造以及不可信的成分。2012年该大学的后续调查确认了其中一个被此临床指南直接引用的文章数据不严谨，有严重的偏差。欧洲心脏学会的临床指南非常倚重于此系列相关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提示在前述情况下给予患者β受体阻滞剂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然而，如果剔除这个小组的系列研究结果，剩下来的大样本大研究数据则得出相反的结论：非心脏手术的患者术前给予β受体阻滞剂可能提高围手术期死亡率达27%。”

　　两位医生接着指出：

　　“根据此版指南，整个欧洲每年进行非心脏手术后而死亡的病人数达76万之多。使用该指南小组推荐的计算方法则可推算出大约有16万不必要(因为错误指南而导致)的死亡。基于此计算，则可以估计在该指南的5年有效期间内会有80万欧洲人因错误的指南而丧命。讽刺的是，也许有很多医生因未能严格遵循指南而无意地救了很多个生命。”

　　科尔和弗朗西斯认为：

　　“如果是临床医生出现失误，哪怕没有人死亡，英国的医学委员会也会进行调查。然而如果研究有误，它所带来的伤害会大得多得多，大到只有政治领导人的错误才能相提并论。过去50年世界各国因政治领导人的错误决定所导致的8个最大的人口死亡平均数是50万。也就是说，据以上估计，临床研究的错误导致的不必要死亡甚至(比政治动荡)更为严重。”

　　这篇文章引发了惊天巨浪，很多知名媒体争相转载。著名的《福布斯》杂志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医学还是大屠杀?”

　　难以估计的损失

　　两天后，《欧洲心脏杂志》非常罕见地悄悄撤下了这篇文章，却没有公示撤下的理由，也没有贴出公告。当被问及原因时，杂志主编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该文章作为学术文章在本杂志发表，也是需要通过同行评议的。最初部门主编忽视了这个必要性而将该文章轻易发表。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现已经通知该文原作者，同时将该文送出进行同行评议。”

　　科尔和弗朗西斯博士在文中没有点名，但学术界都知道被他们形容为导致比大屠杀更严重的原系列文章的作者是谁——荷兰著名的心血管专家堂珀德曼(Don Poldermans)。

　　珀德曼是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的心血管专家，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临床医生们对于围手术期的用药选择。

　　珀德曼是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的心血管专家，领导着一个围手术期心脏监护室，是世界知名的心血管疾病研究科学家，同时是欧洲心血管疾病协会临床指南委员会成员，以及欧洲心脏病协会任务组主席。他多年来致力于围手术期的心脏病预防和治疗的研究，发表了多达五百多篇论文。他的研究文章被广泛引用，很多研究团队的课题都是基于他们发表的研究成果，所以欧洲心血管委员会才会采用他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来更新临床指南。

　　但2011年11 月，伊拉斯谟医学中心发布公告，解雇了珀德曼。公告中列出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1.未能适当地保留和管理研究的原始资料和数据，导致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成为不可能;2.在临床研究中未能记录实际所用药物的数据;3.未能取得研究参与患者的知情同意书;4.最严重的指控是他的多项研究中出现伪造或者篡改的数据。

　　一篇被引用超过150次的关于围手术期心脏预防和治疗的文章认为，“研究过程的书面材料极端缺乏。涉及最终研究结论的多名研究人员的记忆出现很大的差别。比如一位成员说研究的最终结论的推导手段是基于研究大纲中预先定好的方法，但副作用评估委员会的成员却不能证实这一点;再比如关于提前终止初步研究的决策过程，调查委员会发现此决定不是由独立的安全委员会所做出的，而是由执行团队的三个成员自己决定的。”

　　最为严重的指控是，“珀德曼所领导的研究未能遵循现有科学标准。珀德曼在收集数据时非常草率混乱。在一个研究中，他使用了病人的数据，却未能事前获取知情同意书。他还被发现使用捏造的数据，其中两个提交到学会的研究报告含有不可靠的数据。”

　　珀德曼被解雇的消息一传出，全世界尤其欧洲的临床医生们除了错愕就是迷惑。珀德曼的研究文章达五百多篇，尤其是围手术期的治疗和预防，长期而深刻地影响了临床医生们对于围手术期的用药选择，几乎左右了欧洲心脏协会的临床指南的内容，甚至影响了欧洲各国对于临床医药的相关政策的制定。他的学术不端不但损害了无数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导致大量经费的浪费，更严重的是无数患者的健康可能因此受损。

　　科研人员的学术不端，或者学术造假，不仅仅是损害了科学的诚信，浪费研究经费，更严重的是错误地引导了科学技术的正确进程，使得科学进展偏离正确的轨道，以及因此带来的难以估计的损失。事发至今，珀德曼被解雇，却仍然在从事临床工作，他的文章也还没有一篇被撤稿，欧洲心脏协会也还没有出台更新的临床指南。很多事情仍然是一个谜团，比如珀德曼是故意造假，还是只是因为对手下的研究人员监管不足而导致数据出现非故意的偏差，或者如他所说只是因为太忙不够严谨而致，至今难下结论。

　　撤稿数量急剧上升

　　实际上，科研工作者们在科研过程中操纵数据、隐瞒不利的结果，或者为了期待的结论而修改原始数据等等这样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常见和严重。

　　比如2009年发表在PLOS ONE上的一项研究发现，20%的科研人员承认自己捏造过数据，多达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员承认有过其他的学术不端行为，比如隐瞒或剔除对最终结论不利的数据，或者为了得出更好看的结论而回过头去修改实验设计的细节，使用不适宜的研究方法，甚至为了应付研究出资机构的评估或者同行的竞争压力而修改结果。

　　与此同时，近些年很多著名的学术杂志在发现论文的问题后撤稿数量也急剧上升。根据2011年发表在医学伦理杂志上的一项调查文章统计，2000年学术杂志的论文撤稿的数量还仅只是个位数，而到了2010年就达到了近两百篇之多，10年间仅医学杂志数据库pubmed上能查到的撤稿数就达到了742篇。其中 73.5%是因为数据的错误或者未公示的原因，26.6%是因为伪造或修改数据。另外，撤稿数与杂志的知名度成正比，杂志的知名度越高，撤稿数就越多。

　　虽然有些科研论文的错误的确是无意失误造成的，也的确有一些学者是抱着良好善意的目的修改数据，但科学研究最重要一点应该是：追求真实，且只追求真实。只要是人，就可能出现错误或者失误，但科研的前提条件应该是这些错误不能是故意的，不能是刻意欺骗。因为科研的造假或者错误，不仅仅是事关学术声誉，有时也事关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